家庭是引导孩子读书的第一课堂

家庭是引导孩子读书的第一课堂

　　读书如吃饭，善吃饭者长精神，不善吃饭者生疾病。 这是章学诚读书名言读书，早已经成为镌刻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甚至就连家中的卫生间里，也有两个一人高的书柜。将卫生间变成书房，是他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查漏补缺的一种方式。在他看来，读书并不在于追求功名利禄，拥有良好的阅读习惯，是最好的人生开端，会滋养人一生的精神与气质。

　　碎片式阅读不能替代读书的仪式感

　　进入网络时代，听书软件、读书软件、各种视频APP使传统阅读受到冲击。在赵熊看来，各种读书软件的泛滥，也折射出当下人们生活节奏过快，导致读书时间不断被压缩的问题。

　　“读书需要仪式感，这种仪式感只有纸质书可以提供。听书犹如灌书，当然可以将书中的知识点和要义听进去，但是人的记忆力毕竟有限，这样的浅层次阅读，经不起反复咀嚼、消化。只有注重读书的仪式感，边读书边提笔写笔记，将自己的体会随时记录，以便将来查找时有据可依，这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精读。这种人工程序，是读书软件难以替代的。”赵熊觉得，读书不可以改变容颜，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气质。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，抢时间、挤时间阅读，与时间赛跑是唯一的办法。“比如，新年伊始，我们可以按当年的计划列出书目，只要年末能读完一半，就是初步胜利。三五年过去，自然与之前的自己有所不同，谈吐、眼界、格局一定更胜一筹。”

　　家庭是引导孩子读书的第一课堂

　　如果说读书是人生的精神财富，那么向这座财富的银行里存入第一笔款项的，一定是父母。在人生起初的阶段，孩子会模仿父母的言行，家中如果有手不释卷的父母，那么孩子就会在书香的氛围中成长，无需刻意培养，读书自然成为习惯。

　　爱书的父亲是赵熊人生的第一位导师。尽管那时生活不宽裕，家中九口人的生活全依靠父亲一人的工资负担，但在读书方面，父亲从来没亏待过孩子们。

　　赵熊告诉记者，自己1949年2月出生，百天之后西安解放，又四个多月后，新中国成立，幼时所接触的书籍，自然都是“新”的。“我小时候看哥哥的小人书，记得有《洋铁桶的故事》《白毛女》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》《卓娅和舒拉》。后来，父亲给我订阅了《小朋友》杂志。上高小时，《小朋友》换成了《儿童时代》和《中国少年报》。上初中，又改订为《儿童文学》和《少年文艺》。”赵熊说，“当时全家日子并不宽裕，但如果说要买书，父亲从来没有迟疑过。有一年过儿童节，父亲专门买了《齐白石老公公的画》画册送我当礼物。”

　　时隔多年，回忆起父亲在读书路上的扶持、关爱、引导，赵熊仍记忆犹新。“如1963年前后，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《中国历史小丛书》和《古典文学普及读物》丛书等，父亲每辑必买。还有像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华活叶文选》，父亲也是陆续购买，自己读完后再叮嘱我们阅读。至今，我还保存着一些四十年前中华书局印行的小册子。另如父亲留给我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》《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》《历代文选》等书籍，至今仍置于书架，是我经常翻看的读本。”

　　开启自学式读书之路

　　强迫式读书很无趣，如填鸭式硬灌，而按照自己的意愿读书，才最有效率，最能汲取养分。“文革”中赵熊学业中断，只得读书自学。这时尽管无人督促，但因为从小打下的阅读基础，爱读书早已是习惯。赵熊此时开始大量订阅各种杂志，从中汲取各种专业知识。

　　回想儿时以来的读书生活，赵熊似乎与杂志结缘最深。“小时候是家里一直给我选择订阅着杂志，后来是我选择杂志，家里掏钱。待我有了收入后，便完全自主地订阅杂志了。1963年前后，我开始订阅《解放军文艺》。1976年以后，一些杂志陆续复刊或创刊，那时除了上海的《朝霞》月刊，诸如《地理知识》《化石》等，也都在我的‘扫荡’之列。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，每年我订阅杂志约花费二三十元，几年后便成了60多元，1988年近百元，1989年便涨为150元。于是在日记中感叹‘往后恐怕真是连书也读不起了！’谁知到后来，每年订费竟高达六七百元。”赵熊觉得，如此阅读，谈不上“专”与“深”，但这种大量的“杂食”，自然也使自己获益匪浅。